热点问题

    有司法公开 才有司法公信
    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》。《意见》于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规定》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。
    经由最高法新闻发言人的介绍，这两个文件的核心，就是司法公开。
    计有五个部分23条的《意见》，提出人民法院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增加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全面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。其中的亮点是：创新庭审公开方式，以视频、音频、图文、微博等方式及时公开庭审过程。《规定》则要求除4种情形外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均应在互联网公布。上网文书原则上不得修改、更换和撤回。同时明确中国裁判文书网是各级人民法院文书上网的统一平台。
    随着我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转型期，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，疑难复杂案件日益增多，矛盾化解难度逐渐加大，人民法院的审判面临巨大挑战。其中司法公信度不高，就是较为典型、日益突出的挑战。它让原本神圣的司法审判事业，面临尴尬的境地。
    司法公信源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一种认知和态度，以及对司法运行及其结果的信任和尊重。它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、司法机关、司法人员的信任和尊重，也是对司法权力及其运行的信赖和赞誉。从来，法院都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堡垒，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；法官则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守门人。假如社会中的司法公信丧失殆尽，社会公平与正义必将无所依存。
    人民法院如何提高司法公信？优化司法环境，提高法官素质，严格公正司法，规范舆论监督……都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但司法公开，则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任务。这是因为，公开有着不公开或者“半遮半掩”无可比拟的价值。
    在深圳召开的这次发布会上，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，“粗略梳理”了裁判文书上网所承载的七个方面的社会价值：规范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，提高法官的职业化水平，推进社会诚信体系，推进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，统一上下级法院、不同法院之间的裁判标准，抵制各种不当的干预，以及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合理地做出预期——我明天应该做什么，我做什么是合法的，做什么是不合法，通过看大量裁判文书就可以了解。这几个方面，除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相对专业一些外，其他方面的价值，都与普通社会公众的距离比较近。也可以说，它们就是司法公开为全社会带来的“司法红利”。而这些，正是司法公信最为重要的内核。

更多资讯请关注《山西管辅律师事务所》